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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南宋末年，忽必烈在听取了南宋降将刘整的意见后，不再兵分三路南下而是将主攻方向对准了中部的襄阳。于是长达年的襄阳攻防战开始了。那么在这年时间里宋蒙（元）两军是如何斗智斗勇的，最后决定胜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难道真是如有些人所说，是新式武器襄阳炮发挥了作用吗？战役的胜负又对南宋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忽必烈的准备与刘整的策略
南宋初为了应对越来越严峻军事压力逐渐形成了四川、荆襄、两淮三大沿长江而下的战区。等到蒙哥攻宋时由于主力被阻击于川东钓鱼城下，蒙军的攻势得以被宋军化解。但也由此让忽必烈改变了战略方向。
在这种形势下荆襄地理位置就显得十分突出。而在荆襄地区其重镇襄樊的战略地位最为突出。但忽必烈最终选择荆襄为突破方向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军事战略的谋划过程。
如果从端平年间蒙军的南下进攻是对南宋三大防区的全面打击看来那就意味着当时的蒙军并未认定某一方向是着重点。这就说明了当时的蒙军对重点打击某一战略重地是缺乏认识的。尤其是蒙军其实占领过襄阳但却并不留兵守卫使南宋名将孟珙将其收复。至1251年高达权知襄阳府后开始节制屯戍军。此后襄樊再次成为南宋抵御蒙军的军事重镇。
到了蒙哥时期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宋战役时选择川蜀为重点突破，但在战死于钓鱼城下后整个攻宋行动便无法继续实施。
因此当忽必烈在1259年作为一个方面军统帅而为南下选择哪条攻击路线而烦恼时便有一个叫杜瑛的献策：“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但当时的忽必烈还无权决定攻击方向。
此后另有谋臣郝经向忽必烈上《东师议》：“自东海至于襄、邓，重兵数道联帜接武以为正兵。自汉中至于大理轻兵捷出批亢抵胁以为奇兵”。
而在1260年郭侃也曾经上书忽必烈“平宋策”提出了自荆襄实施突破的策略：“
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但由于当时忽必烈汗正忙于整顿蒙古内部势力，因而郭侃的策略并未立即得到忽必烈的重视。倒是到了刘整归降蒙古后情形就不一样了。
刘整此人出生于南阳，入南宋军籍后随孟珙在宋蒙联军灭金的战役中崭露头角。随后孟珙亲自为其写下了“赛存孝”：将其比作五代名将李存孝。孟珙去世后刘整曾跟随吕文德在救援钓鱼城的战役中表现出色。因此刘整在实际上不仅有着很高的军事才能，而且对南宋的战区地理、军队战术都有很深的了解。
那么刘整为何要反呢？
这是因为孟珙去世后“北人”武将无人可控。而刘整又恰恰是“北人”，这样的身份在南宋军队里其实很难容身。再加上在钓鱼城之战后权臣贾似道下达了核实军队账目“打算”法令。此令一出账目并不“干净”的刘整曾经派人去临安为自己辩解，但因为和上司四川制置使俞兴平日里就不和，因此反而遭到了排挤。
于是在景定二年（1261年）六月，此时身为泸州守将的刘整居然举泸州30万户降蒙了。不久后俞兴派兵想要收复泸州，但俞兴根本不是刘整的对手很快就被击溃。宋廷便只得派遣吕文德前往征讨。吕文德因为不想攻城便采取了断粮的战术，刘整粮尽后只得弃城往北突围。由此吕文德虽然收复了泸州却跑了刘整。
另外在吕文德军中效力的弟弟吕文焕也算是有了第一次与刘整交手的经验。只不过这样的经验是双方面的：刘整也亲身体验到了吕家军的战斗力，同时吕氏兄弟和刘整也算是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梁子。
随后的景定四年（1263年）降蒙后的刘整向忽必烈建议：“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进攻之计不于淮、不于湖广、不于蜀、独于襄者，盖知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
虽然刘整建策的内容并未超出郭侃“平宋策”的范围但由于蒙古此时已经整合完毕，而忽必烈又有一统天下之志，于是宋蒙最持久的战役：襄樊之战拉开了序幕。
而实际上忽必烈也早就开始为灭宋做了准备：
1.加强军事物资和粮草的储备。这点其实早在忽必烈治理漠南汉地时就已经开始实施。而在忽必烈即位后此项措施更是在川东、中原、淮北都得到了大力推广。后来甚至连军队都必须实行军屯。
2.发展水军。因为宋军在水战方面对蒙军还是有优势的。于是1265三月蒙军开始大力发展水军，尤其是造船的规模日益扩大。
3.禁止与宋马匹贸易，为此对于走私贩基本就都是死罪。
4.开兵源，也就是按照户籍设立平时为农，战时签为军的签军。
5.1267年十一月刘整发挥了他的长处：了解吕文德的贪财。于是宋金对峙时期用来通商的榷场便在樊城城东的鹿角山被设立了。
其实榷场在江淮也有设立，因为蒙古人确实需要宋人的生产工具。而且不光吕文德贪财，对于宋廷来说其实也并不排斥榷场。
只不过对于蒙军来说榷场只是个幌子，在鹿角山上设立围困襄阳的第一个据点并以此向外拓展军事工事才是目的。
当一切准备完毕后的1268年九月志在一统的忽必烈命刘整、阿术、阿里海牙率10万蒙、汉军南下攻打襄阳。当这支军队在樊城城下集结完毕后惨烈战斗也即将开始。
襄阳的城防与军事地理
襄阳北临南阳盆地、南连荆襄。攻占襄阳不仅可以从地理上分割两淮和川陕战区，更能沿长江东进直取南宋都城临安。
而南宋时期的襄阳城墙周长5500米左右，其城池旁临岘山。周边则由东面桐柏山、东南大洪山、西北武当山、西南荆山构成了其天然屏障，城北的护城河宽180米，最宽处250米并连通汉江流经石门（今湖北省钟祥市）进入江汉平原。
东北、西北两角修筑的雁翅城延伸至汉江。城北的樊城则在南面与襄阳共享汉江，樊城北面同样有护城河。与襄阳之间有浮桥连接可互相支援。两座“子母城”共同构成了南宋荆襄战区的门户。
如此易守难攻的地形再加上守将襄阳知府兼京西安抚副使的吕文焕握有2万守军，10年粮草以及强大的水军。因此宋廷对于襄阳的防守很有信心。
而对于刘整来说既然忽必烈肯采纳他的意见进攻襄阳，那么他就必须将襄阳攻克。不然以后在朝堂上他就只能沦为笑柄。但是忽必烈并没有下令强攻，而是定下了围困的策略。
到了这个时候吕文焕终于明白所谓榷场实际上已经成了蒙军的军事工事，可此时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吕文焕还没有当机立断的直接发兵而是先报给了他哥吕文德，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吕文德对此居然无动于衷，甚至还训斥吕文焕是在妄要军功：
“汝勿妄言邀功请赏!假设有之亦必为假城耳。襄樊城池坚深兵储可支用十年，刘整敢妄作城寨待来年春水涨时吾亲率水师往取之。只恐吾至时彼遁去耳!”
从吕文德的此番言语来看不仅襄阳城防坚固、粮草充足，而且宋军水师优势明显。然而正是这份谜之自信使得吕文德的轻敌对南宋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军事劣势。
因此当榷场建设完毕后樊城的城东就多了一处蒙军的军事据点。而这处军事据点便硬生生的将樊城与襄阳的城防撕出了一个突破口。沿着这处突破口刘整又设立了多处军事据点，其中尤其是在汉水入河口设立的白唐河堡垒更是成为了切断宋军沿汉水救援襄阳的水上通道。要是再考虑到此时已经是秋天的枯水期，那么救援将会变得更难。
此后蒙军在樊城和襄阳周围又陆续修筑起了一连串的军事工事，这个时候如果再不主动出击襄阳就会被困死。于是吕文焕决定率先发起攻击。但事实证明宋军在野战中没有击溃蒙军的战力，而且刘整对于宋军的战法根本了如指掌。因此吕文焕此番出击可说是大败而归。
此后留给吕文焕的选择便是困守待援。而蒙军原本对于襄阳的城防做出的战术选择便是围困，只不过对于襄樊的宋军军民来说长达6年的围困此时才刚刚开始。
蒙军的围困与宋廷的救援
1269年正月蒙军主帅阿术率一支偏师深入襄阳后方的复州、德安府等处，一路攻城俘民进一步扫荡了襄阳外围。二月间宋军的援军迟迟未到，反倒是忽必烈派史天泽先向襄阳增兵2万签军。
其目的便是接着修工事。于是从襄阳西边万山、南边百丈山、岘山、虎头山等山峦都被修筑了山垒，平地则直接修筑堡垒。这样一来蒙军便修筑了超长纵深的“连珠寨”。而对于宋军来说从南面救援襄阳的陆路通道便被完全切断。
但在进入四月之后，随着涨水期的到来宋军的救援也开始了。第一波援军便是吕文德派出的张世杰，但被阿术击溃。七月宋军悍将夏贵突破到了襄阳城下后，大量的物资被送入了城中。但随后夏贵很快就被蒙军在汉江边的蒙军伏兵击溃并在水战中损失了大量战船。
而得到补给的吕文焕则中再次开始准备攻打周边的山垒。
1270年春，吕文焕集结了手中仅有的野战力量攻打襄阳城西的万山，但在遭到张弘范的突袭后宋军很快溃败。而这样的军事行动也再一次证明了宋军其实已经无法撼动蒙军已经建立起来的优势。而在野战中更是无法将蒙军击溃。
几个月后的当年年底汉江再次进入枯水期。但宋军还遭受了更大的打击：1270年十二月荆襄战区主帅吕文德突然暴毙。这下子让前线的宋军士气开始低落。本来宋廷想让夏贵接任，但因为夏贵刚吃了败仗只得另换人选。
后来接任的是贾似道心腹李庭芝。好在事实证明李庭芝面对危局他还是能以大局为重的。只不过李庭芝上任后还不到一个月就遭到了范文虎的弹劾。贾似道虽然将李庭芝视为心腹，但对于领兵在外的地方大员始终不放心，于是只得让范文虎对其掣肘。由此可见宋末的“党争”已经到了何等的地步。
而此时蒙军居然还送来了名为《襄阳吕安抚书》的劝降书，这封书信中有这么一段：“吕氏子弟将校往往典州郡而握兵马者，何哉？盖南朝姑息令兄之故耳。自今已往岂复有容足之地乎？”
如此看来蒙军统帅其实很清楚吕文德死后，宋廷的朝堂上必然会有人想要削吕文焕的兵权。
而吕文焕虽然很坚定的拒绝了劝降，但作为主帅其实他也清楚不仅战局已经对宋军越来越不利。朝堂之上没了吕文德他必将有削兵权的风险。事实也的确如此：
本来宋廷派去的援军是曾经收复襄阳的高达，但高达此人曾经得罪过贾似道，而当时被贾似道命令搜罗其“罪证”的便是吕文德。于是吕文焕想到的对策居然是谎报军情：抓了几个蒙军侦骑，然后向贾似道汇报在襄阳前线打了胜仗，让他不要派援军来。
此等行为简直匪夷所思。
而刘整面对宋军水师屡次将物资送入襄阳的“困局”只得上书忽必烈筹建蒙军水师。忽必烈在同意之后授命刘整全权负责。刘整便在随后的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便让蒙军水师形成了战斗力。并且还在沿江增设能放置弩炮的楼台以阻止宋军水师的屡屡突破。后来甚至直接在汉江边开设造船厂让吕文焕承受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但宋廷的援军还是不断的在向襄阳方向发动反击：从1270年九月至1271年六月宋军水师将领范文虎向灌子滩、湍滩、鹿门山3个方向发起过3次大规模的反击，然而在蒙军初创水师的协防下范文虎所部宋军次次惨败。
另外四月间由于在襄阳打不开救援通道宋廷只得下令两淮宋军水师突袭山东蒙军以达到迫使围攻襄樊的蒙军回援的目的。但宋军水师在山东胶州被蒙军山东统军司击溃。
而兵力更多的忽必烈在此后的对策则是在1271年五月派了战死在钓鱼城下蒙将汪德臣弟汪良臣、被赐名也可拔都的汉将郑鼎、分兵进攻宋廷川东，另派汉将董文炳进攻两淮。这样一来宋军来牵制蒙军的兵力都拿不出来了。
六月夏贵率领的水军在救援襄阳过程中基本全军覆没、七月襄阳南部德安知府来兴国从陆路向襄阳方向发起反击，与此同时吕文焕想要出城夹击蒙军，结果两路宋军又是惨败。
当年十一月忽必烈称帝，建立元王朝。（后文开始蒙军改称为元军）此后的忽必烈想要一统天下那么首先就必须攻克襄阳。于是襄阳城下的蒙军又得到了3万兵力的增援。这也意味着蒙军围困襄阳的力度更加加剧。
同时这十多万元军也面临着粮草后勤的问题。而且刚建国的元境统治区域内天灾相继：1268年九月山东发生饥荒以米三十余万石赈之，十二月以中都、河北、山东、河南诸处水灾只得免征当年赋税。1269年正月山东水灾后发生饥荒，四月河北大名饥荒、六月河南、河北、山东蝗灾。
十一月山东再遭饥荒1270年三月山东蝗灾、七月山东再遭蝗灾。十月河南蝗灾。1271年六月上都、中都、河北、河南、山东及山西等地又发生了大范围蝗灾。
至1272年二月已经拖不下去的元军开始准备强攻。不久后虽然刘整在指挥攻城时中箭，但元军对襄樊两城的强攻已经越来越猛。三月元军在经过一个月的强攻后攻克了樊城外城，宋守军只得退守内城继续抵抗。
而此时的宋廷又派沿江制置副使孙虎臣及湖北安抚副使高世杰率军增援襄樊。此次宋军乘汉江水暴涨冲破了元军的防线将大量物资送入襄阳，然后自樊城沿江而还。但这也是宋廷官方的最后一次救援了，因为此时襄阳周边的宋军已经没有足够的物资了。
实际上吕文焕也知道襄阳周边的情形，因此想要继续求援的他只能将目光对准了李庭芝，但是该如何突破元军的封锁呢？最后吕文焕想出的办法是派人游泳游出汉江。而李庭芝在接到求援后也立刻再次派出了援军。
只不过这波援军已经不是官军而是李庭芝在民间招募的民兵。这是因为李庭芝虽然名义上可以调动荆襄的军事资源，实际上却没人听他的。好在他派出的援军居然也在五月间奇迹般的冲破了蒙军的封锁一直打到襄阳城下，领兵的则是张贵、张顺。因此这波援军的出现还是让襄阳城中的军民看到了希望：5年了宋廷还没有放弃救援襄阳。
而这支援军也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物资送到的当天张顺中4枪6箭战死。此后张贵向邀约范文虎夹击元军，但范文虎直接不战而逃，因此整支援军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
等到张贵的尸体被送回襄阳城后吕文焕将其与张顺合葬并将送来尸体的降卒处斩，但由此吕文焕也明白了宋廷在派不出官军的情况下只能派民兵，因此这已经是最后一波援军了。
吕文焕的投降
宋廷援军的到达使得刘整明白了他的江防还不够完整，于是元军立刻开始在江面上部下大量木桩并取名为“撒星桩”。
而李庭芝这边还用上了离间计：派使者去蒙军军营册封刘整为节度使。这让后方忽必烈大为吃惊便召回了刘整。但随后反应过来的忽必烈很快意识到这是宋军的策略，而当刘整返回襄阳前线后蒙军最后的总攻击开始了。
1273年元月，从中亚伊尔汗国前来的工匠来到了襄阳前线的元军军营，几天后威力巨大的回回炮（也称襄阳炮）被架设了起来。与此同时在攻破樊城外城时受伤的张弘范曾裹伤往见阿术言:
“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断其援兵水陆夹攻樊必破矣。樊破则襄阳何所恃。”阿里海牙也言:“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由此元军的总攻便从樊城内城开始了。
而元军水师在首先切断樊城与襄阳的浮桥后又击溃了协防襄阳的宋军水师。这样一来不仅樊城和襄阳彻底失去了联系同时两城都遭到了元军的分割包围。
元月十二日在回回炮的“炮火”攻击下樊城守军在经过14天的艰苦防守后被元军攻入内城，随后双方开始了惨烈的巷战，当时的守城宋军已经到了渴饮血水的地步，但最终在守城宋军全部战死后主帅牛富自焚殉国，然后元军开始了屠城。
而此时的吕文焕在襄阳城墙上看到这一切后局势已经明了了：襄阳的陷落已经在转瞬之间。剩下的仅是如何陷落。不久后一封又一封的劝降信被宋降将送入了襄阳城。后来甚至连忽必烈的诏书都到了。
虽然此刻的吕文焕很想继续坚守，但等到元军开始用回回炮攻击襄阳城后吕文焕最后的心里防线崩溃了。因为他亲身体验到了回回炮的威力：“炮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
而在实际上崩溃的不止是吕文焕，因为整个襄阳保卫战期间不仅吕文焕是在困守孤城，每次巡城皆朝临安方向“南望恸哭”，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持节守土、城内军民更是拆屋守城。
可吕文焕的多次派人告急，但宋援军屡屡溃败不说还“党争”不断，后来在权臣贾似道知道救援无望后干脆在皇帝面前粉饰太平。如此一来襄阳城内的宋军士兵已经开始陆续主动翻越城墙向元军投降。面对此等局面吕文焕已经组织不起有效抵抗。
当元军主帅阿里海牙亲自招降：“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也。”并以折矢为誓后吕文焕选择了开城。
二月二十四日历时6年的襄阳保卫战结束了。比起吕文焕的投降，和张贵一起自愿前来防守的荆湖都统范文虎侄范天顺倒是选择了自缢殉国。另有少部分军士撤回宋地。而吕文焕的死对头刘整的结局是1275年在元军攻打淮西的战场上负伤后因伤重而亡。
那么吕文焕的降元产生了什么后果呢？
首先当然是襄阳的丢失。因为这直接影响到双方地缘攻守的平衡。宋失襄阳就失去了整个国防线上最重要的一个防御据点。反之元军获得了一个南下灭宋的进攻据点。其次襄樊之战对元军来说虽然耗时6年却实现了战前攻克宋军战略要地的目标。
反观宋地军民为守住襄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却换来的却是失地资敌。这对宋地军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人力、物力的消耗，更使得精神、士气受到了沉重打击。
但最严重的打击还是吕文焕的降元。因为在南宋晚期以吕文德、吕文焕兄弟为首的吕氏军事集团不仅在荆襄、在诸多后方其影响力更大。比如吕文德另一弟吕文福任淮西制置使、知庐州，子吕师夔任沿江制置使、侄吕师孟任枢密院副都承旨、女婿范文虎任殿前副都指挥使，包括旧部夏贵、孙虎臣等人在宋廷或为军政要员、或掌地方实权。
但随着吕文焕降元这便在很大程度影响了宋元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此后的吕文焕多为战役先锋，常以劝降、离间的手段为元灭宋出力，以致整个吕氏集团后来基本为元所用。
总结：宋元战争的转折点
襄樊之战是宋元之间事关生死存亡的一次大会战。宋军凭借襄樊的有利地形和多年积累的物资对抗元军围攻长达六年之久。
如果光看吕文焕的个人因素，那么“南望恸哭”是个事实，但为了私怨不让援军前来也是个事实。秉节守土是个事实，开城投降也是个事实。在投降后主动招降旧部更是个事实。
而宋廷为了分化武将权限居然坐视“党争”而延误了救援时间，最终导致了襄阳的失陷。至此南宋的防线终于被元军分割。但在南宋末年天下大势已去十之八九的局面下居然让这种将个人恩怨凌驾于军国大事之上的人守一个战略价值极高的地方本来就是吏治腐败的鲜明例子。
但宋的灭亡并不仅仅是吏治，如果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凭南宋的国力并不足以北伐，但至少在防守上却是有能力让其可以偏安于江南。
尤其是李庭芝守淮东、夏贵守淮西、吕文焕、吕文德守襄、鄂。川东也有以钓鱼城为主导的山城。在如此防御体系下蒙军其实对任何一个方向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如果再把时间线往回调就不难发现其实在战争开始后不管是蒙军还是元军其实都没有找到太好的突破口。尤其是在两淮战场上，因为江淮不仅湖泊众多、宋军又筑有不少防御工事。
面对如此地理条件，蒙古骑兵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而蒙古水军战斗力又远不及南宋。西边的川东则因为宋军修筑的防御体系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从物理上攻破。因此等到忽必烈即位后就有必要重新调整南侵的战略重点。
因此才有了历时6年的襄樊围攻战。
等到襄樊为元军所下后，双方30余年来的僵局即被打破，元对宋已经不光是国力上的优势，更在地理上占有了绝对优势。再从双方军队战术上来说南宋在是以水军和固守坚城为主。
这是习惯于骑兵野战的元军所不及的。但元军在长达六年的围攻里不仅学会了攻城还学会了水战，此后宋军的战术优势便不复存在。所以襄樊之战不仅是元军战略上对宋的全面胜利，更是弥补了战术的短板，而南宋则彻底陷入了全线溃败的局面。此外宋军大量有生力量由此损耗于援襄作战中，此后抗击元军南下长江的作战时已经没有了足够的物资基础。
到了1279年崖山海战结束，陆秀夫与年幼的末代宋帝在拜谢上天对赵宋320年的恩德后跳海殉国。至此宋亡。
参考资料
电视剧《忽必烈》
纪录片《南宋》《襄阳一二七三》
美剧《马可波罗》
古籍《宋史》《元史》
现代书籍
《南宋军事史》粟品孝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宋全史》何忠礼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元战争史》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李鹏贵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天平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顾宏义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宋杰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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